恒生银行王丹：碳金融前景广阔，碳定价是最大挑战 | 全景·卓识

　　　中国银行研究院《2022年经济金融展望报告》预测，全球能源价格高位将持续至2022年年中，全球经济通胀风险亦将上行。全球正在经历能源结构转型的阵痛期，未来能源市场脆弱性将提升。

　　“能源价格上涨是上游受益，而中下游的生产型企业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生产成本。”日前，在访谈交流中，恒生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丹向全景·卓识表达了她的思考。“公平和效率之间怎么平衡？利益怎么分配？政策未来是需要继续调整和完善的。”

　　而临近年末，各类稳增长政策也正层层加码，逐步发力。

　　王丹认为，有些成本是一定要内化的，重要的是要提前设计好合理的补贴政策，以及最容易受影响群体的补偿问题。

　　另外，能源转型需要海量的资金支持。王丹提到，能源转型涉及到基础设施的升级，涉及到研发投资，涉及到新技术以及人力资源的投入，再加上新材料、新能源等相关产业的补助，整体加起来是一个海量的天文数字。

　　以往，国内油气体制改革总体以下游放开为主，上游由于涉及国家油气资源和矿业权，与能源安全密切相关，相关部门一直持谨慎态度。近年来，我国能源领域不断尝试扩大对外开放。2020年年初，自然资源部宣布我国将全面开放油气勘查开采市场，允许民企、外资企业等社会各界资本进入油气勘探开发领域。

　　“中国现在已经认定新能源政策将是一个长期的、具有政治优先级的政策，这需要海量的资金支持。”王丹认为，这不是说一个国家可以解决的，需要多国的合作，中国也仍然要依赖国际市场来支持能源转型。

　　从金融市场来看，王丹认为碳金融市场前景广阔。“我国碳金融市场刚起步，交易量比较小，流动性也比较差。但是如果看5年之后、10年之后的市场，情况会非常不一样，到时候 ESG的标准、企业碳排放的计算，再加上碳交易市场的数据累积，都可以支持碳金融的发展，我个人非常看好这个市场。”

　　

　　全景·卓识 × 恒生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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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电仍是压舱石 能源结构短期内恐难有大改变

　　全景·卓识：2016-2020年，我国火电装机量占电力总装机量60%左右，而煤炭是火力发电核心燃料。您对我国的能源结构未来的发展有怎样的判断？

　　王丹：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煤电仍然也必须是压舱石的作用。因为新能源的电力是不稳定的，哪怕现在有一些调节的系统，比如没有跨期的碳交易，但仍然没有办法熨平新能源发电在时间上带来的不确定性。现在我们希望把煤电的比例降下去，这一方面涉及到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问题，另一方面涉及到剧烈的能源转型问题。

　　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企业愿不愿意用新能源。现在光伏的电力价格其实已经降下来了，和煤电几乎是平价的水平，所以光伏是可以用的，但是目前占比非常小。另外，风电仍然很贵；核电在未来10年增产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又要保证企业的电力供应，又要保证冬季的热力供应，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平衡。

　　尤其是在大宗商品周期上行的大背景下，如果周期持续很长时间的话，我是非常担心在未来两三年之内，中国的能源结构很难有大的改变。

　　因为目前新能源发电不仅成本较高，储能技术也还没有解决，所以储能成本不但高，而且因为技术不成熟，储能效率也是不高的。所以对于很多企业来说，他们更愿意跟电厂签长期的合同来保证煤电供应。

　　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要生产产品，尤其是一些高耗能产品，能源投入是必须的。所以能源投入不能降，如果降了的话，其实产出也在降。但是我国现在的经济引擎很大一块来自于出口，所以也必须要平衡工业生产部门与能源转型两者之间孰轻孰重的问题。因此，在我国的产业链结构能够上升一个档次之前，一方面必须要允许劳动密集型产业存在，另外一方面也必须允许高耗能的产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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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价格上升趋势不减 需鼓励企业参与碳交易

　　全景·卓识：在能源双控等政策之下，能源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都非常大，其中的核心逻辑是什么？

　　王丹：总体来说，能源价格上升的趋势不减。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原材料涨价，全球性的资源短缺，导致煤、天然气等能源都出现了生产结构方面的问题。第二，国内的限产政策非常严格。我们必须承认限产政策是在双碳政策之下必须做的选择。

　　未来一些年，经济会减速，碳排放自然会降下来。但是这两年，哪怕用最保守的方法预测，中国的平均增长率在未来5年都是在5.5%左右，不太可能大幅降低碳排放，这是一个前提。

　　所以我们看到的政策选择，是设置一个上限，限制住碳的总量排放，然后鼓励电力企业和其他企业注册，将他们多余的配额进行交易。但是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政策也是遇到了很多不同的挑战。

　　现在的能源价格涨得很高，很多企业如果有多余的配额，是不太愿意上市来交易的。他们认为要未雨绸缪，万一未来碳资源越来越稀缺，越来越贵的情况下，我能不能买得起配额？所以很多企业选择把碳资源攥在手里。

　　这部分配额不进入市场交易，就导致了现在的碳市场交易量太小，没有流动性，所以碳价的定价也是不准的。因此我认为在未来几个月会有一些长效机制出台，监管这一部分没有交易的配额，同时也要大力地给这些企业更多的激励，来让他们不但用新能源，而且尽力净化他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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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投资量供给不足  需要多国合作

　　全景·卓识：目前来看，能源价格还在不断上涨，您认为什么时候可以见顶？

　　王丹：能源价格究竟要涨到什么时候，取决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向的力量哪个更强。

　　现在来说，全球的经济复苏在上行期，全球的总需求逐步在增强。从供给方面看，目前的投资供给不足，这是一个瓶颈。而且各国对于疫情的控制非常不一样，疫苗的发放也非常不一样。

　　这些事情导致的结果，是很多的能源出口国、金属出口国没有办法保证国内的供给。怎么保证各个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这是一个大问题。

　　另外，现在还有一个难题是中美关系在恶化。这不光影响两国经济，也间接影响了这两个国家对于第三世界还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因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政治诉求，有一些投资可能就会不给中国这个机会，有一些投资可能就会把价码压得非常高。这一系列事情导致的结果可能就是全球的投资量不足，这不是说一个国家可以解决的，需要多国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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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转型  需海量资金支持

　　全景·卓识：我们看到有机构预计，我国实现“双碳”战略所需投资大约在150万亿到300万亿元人民币，类比2020年房地产14万亿的投资，这个量是非常庞大的。您刚刚提到能源转型方面的投资还是严重不足，应该怎么理解这方面的投入？

　　王丹：能源转型涉及到基础设施的升级，涉及到研发投资，涉及到新技术与人力资源的投资，再加上新材料、新能源等相关产业的补助，整体加起来是一个海量的天文数字，这和房地产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房地产通常是一个国家之内的财富存量，但是新能源技术的方向并不确定，很多钱投入进去，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结果，这是一个长期的投资。

　　中国现在已经认定新能源政策将是一个长期的、具有政治优先级的政策，这需要海量的资金支持。很多国家级别的政策，是更加关注用资本市场来支持能源转型，甚至包括新设立的北京证券交易所，是要支持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新中小企业。北交所里面很大一部分是新材料、新能源领域的企业，他们所能够得到的融资，和之前传统型企业得到的融资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哪怕是这样，中国恐怕也仍然要依赖国际市场来支持能源转型，光是自己国家的钱肯定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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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公司控制权 鼓励外资扩大投资范围

　　全景·卓识：光靠自己国家的钱是不够的，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吸引国际资本来投资中国的减碳项目？

　　王丹：中国过去30年吸引国际投资，都是利用低廉的人力资本，但是这个优势在未来十年肯定会逐渐消退，因为老龄化已经很严重了，新一代的人又不太愿意生小孩。

　　现在国内的一个发展指导思想，就是要改善经营，改善投资环境。其中一项就是要方便外资进入中国的不同领域。我们能够看到发生很大变化的是在金融市场准入这一块，很多其他方面的投资有些停滞不前。

　　这一方面来自于国内的竞争，比如一些大型制造业会担心太多的外资进入，会造成国内传统行业的压力。另一方面来自于外资企业，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下，外资企业可能会担心以后有更高的关税或是会有受到制裁的风险，因此会把一些生产线转移出去。

　　在高新技术投入这方面其实有类似的考虑，因为跟新能源、跟低碳相关的不少投资是属于科技投资，这方面中国有不少卡脖子的地方。如果想要吸引外资，中国可能需要进一步放开在公司控制权方面的限制，需要允许更多的外资在中国建立独资企业，让他们进行独立的生产。

　　另外一方面，则需要放开更多的工业部门给外资，包括上游的勘探、开采等，需要让他们看到真正的长期回报率，这样才能够真正地吸引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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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内化不可避免 政策需平衡公平与效率

　　全景·卓识：在未来的双碳投资引导上，您觉得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王丹：我觉得双碳政策要分长期和短期来看。短期最大的挑战是短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和减碳目标之间不可协调的矛盾。如果想要发展经济，碳排放是一定要升高的。那么最后就会来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希望大规模关停运转传统的高耗能行业，还是让能源转型的过程慢慢的、更加自然地发生？

　　从现在的政策来看，可能是希望步伐稍微快一点，这个过程可能对于不少传统行业是很痛苦的，尤其是反映在二级市场上，我们已经发现到这种下行的波动了。

　　从长期来看，最大的挑战是碳定价的问题。如果一直用碳配额的方式，虽然对总量的控制非常有效，但是各个行业所承担的成本不一样，如果把碳价、碳排放限制得太死，其实会导致能源价格飞涨。能源价格上涨是上游受益，而上游企业很多是大型国企，他们把持着矿山开采权，因此有利于利润的增长，但是中下游的生产型企业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生产成本。

　　另外，国家对很多低碳产业有补贴政策，这些补贴的钱从哪里来？主要是收税。税收主要来自于这些生产型企业和老百姓，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公平性的问题。谁在补贴谁？看起来是老百姓和制造业在补贴这些低碳行业，而不是上游已经受益的、跟原材料相关的企业来承担这部分成本。所以公平和效率之间怎么平衡？怎么分配利益？我认为政策未来是需要继续调整和完善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对于这样一个涉及到气候变化的能源转型政策，有些成本是一定要内化的，不计成本地来进行转变也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要提前设计好补贴政策，以及最容易受影响的群体的补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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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金融市场未来前景广阔

　　全景·卓识：据您的观察，目前中国金融机构在支持减排减碳方面的金融市场服务是否符合政策以及市场的需求？

　　王丹：目前，我国银行提供的针对减排方面的服务，其实和碳市场的大发展方向是一致的，而且发展阶段是差不多的。因为大家都刚起步，对于金融产品，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复杂度要求没有那么高。

　　比如恒生银行最近推出了一个金融衍生品，来帮助低碳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产品，但是哪怕这样一个产品来进行市场的推广，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企业有一定的接受度，银行也要评估相关的风险，因为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标准说什么样的企业符合什么样的融资要求，所以目前跟碳市场一样，交易量比较小，流动性也比较差。

　　但是如果我们看5年之后、10年之后的市场，情况就会非常不一样了。到时候 ESG的标准、企业碳排放的计算，再加上碳交易市场的数据累积，都是可以支持碳金融的发展，我个人是非常看好这个市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