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伟

长江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债券研究员,专注宏观经济、固定收益研究。曾供职于平安资管、平安养老、东方证券、IAMAC首届特约研究员、上海市金融学会会员等,代表性著作《中国货币政策绩效研究》等。

长江宏观赵伟:人才之“争”下,城市增长新逻辑

  人才之争下,城市增长新逻辑 来自长江宏观固收

  报告摘要

  国内热点:人才之“争”下,区域产业转型正加速推进,构建城市增长新逻辑

  年初以来地方人才政策密集出台,以各区域核心二线城市为主。2017年以来,全国多个城市出台人才引进政策放松落户限制。今年初以来,新一轮人才引进政策密集出台,部分城市在原有政策基础上进一步放松落户限制。截至目前,今年已有超20城出台或升级人才政策,以核心二线为主,部分三线也陆续加入。

  细究来看,不同类型城市人才政策存在明显差异,东部较中西部二线城市,人才要求更高。例如,郑州、合肥专科即可落户,西安45岁以内专科学历、武汉40岁以内专科学历可直接落户,而南京40岁以内本科学历可以落户。此外,东部二线人才引进方式以落户为主,中、西部二线往往辅以住房补贴等措施。

  人才之“争”与政策差异的背后,归根究底是地方产业结构转型的趋势和分化。其中,南京、杭州等东部沿海二线,处于向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转型的后工业化阶段,亟需高层次创新型人才集聚。与东部发展现代服务业不同,中、西部核心二线的转型,是在制造业领域的延伸和升级,对中高端人才的需求巨大。

  人才能否持续集聚,将取决于产业政策和配套措施的合理搭配;部分东部二线、中西部中心城市,人才集聚效应或将继续显现。东部长三角区域的南京、杭州等城市,中西部的武汉、成都、西安等城市群中心城市,产业转型方向较为清晰,政策规划也较为完备,人才集聚效应或将继续显现,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风险提示:

  1. 宏观经济或监管政策出现大幅调整;

  2. 海外经济政策层面出现黑天鹅事件。

  报告正文

  国内热点

  人才之“争”下,城市增长新逻辑

  事件:年初以来,多个城市出台或升级人才引进政策。

  (资料来源:新华网,长江证券研究所)

  点评:

  年初以来,全国超20城出台或升级人才引进政策,以各区域核心二线城市为主。2017年起,多个城市通过降低落户要求、提供住房补贴等方式,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今年初以来,新一轮人才政策密集出台,部分城市在原有政策基础上进一步放松落户限制。例如,西安取消本科学历落户的年龄限制、并规定全国高等院校在校学生均可在西安落户,南京新增3项加分指标、落户门槛进一步降低等。截至目前,今年已有超过20个城市出台或升级人才政策,以核心二线城市为主,部分三线城市也陆续加入。

   

  近期,中央层面也进一步放宽城市落户限制,助力人才流动和人力资源优化配置。2016年10月,国务院印发《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要求在除少数超大城市外,全面放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条件。截至今年初,全国大多数城市已经放宽落户限制,中小城市基本实现落户零门槛。今年2月19日,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中,在重申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在具备条件的都市圈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积互认,从国家政策层面为城市落户松绑、助力人才流动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细究来看,不同类型城市人才政策侧重点有所不同:东部较中西部二线城市,人才要求更高。一线城市自身人力资源丰富,外来人才引进以能够引领前沿产业发展的高精尖高层次人才为主;例如,北京对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者等5类高技能人才直接办理人才引进。二线城市人才落户门槛低于一线城市,并且中西部门槛低于东部;例如,郑州、合肥专科即可落户,西安45岁以内专科学历、武汉40岁以内专科学历可直接落户,而南京40岁以内本科学历可以落户。此外,东部沿海二线城市,人才引进方式以落户为主,中西部二线城市往往辅以生活和购房补贴等吸引人才。

   

   

  归根究底,城市人才之“争”背后,是城市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2015年前后,我国进入转型下半场,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变。伴随“创新驱动”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从中央对地方对于人才的重视度也明显抬升。中央层面来看,对外加大外籍人才引进,对内促进高质量人才培养、以及人才资源在国内不同区域间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地方层面来看,2017年起,武汉、西安、南京等二线城市密集出台人才政策,引进外来人才。

   

  其中,东部沿海部分二线城市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发展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亟需高层次创新型人才聚集。2005年起,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开始转出部分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腾笼换鸟”进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近十年来,南京、杭州等城市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持续回落。结合这类城市的产业规划来看,东部沿海部分二线城市已经处于向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业转型的后工业化阶段,例如南京重点发展研发创新服务业、人工智能等先进制造。伴随这类城市转向创新驱动型增长,对高层次创新型人才需求也较为旺盛。

   

   

   

  中、西部核心二线,从制造业承接到制造业转型升级,对中高端人才需求巨大。2005年以来,中、西部大量承接东部制造业的产业转移,并主要集聚在武汉、重庆、西安等中心城市,带动当地工业化进程。2013年以来,中、西部多数中心城市工业化率已经见顶回落,步入工业化中后期。与东部二线城市产业结构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不同,中、西部中心城市的产业转型,更多是在制造业领域的延伸和升级,将制造业做大做强做优,对中高端人才需求较大。

   

   

   

  人才政策支持下,中西部中心城市、部分东部二线城市常住人口大幅增长,人才集聚现象开始显现。2018年常住人口增加最多的二线城市,多为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以西安、成都、重庆、郑州、长沙等为主;这类城市为中西部城市群中心城市,且人才政策出台较早、力度较大,2017年常住人口增长也较为显著。东部地区中,杭州、宁波、青岛、南京、厦门等人口也出现明显增长,但总体增长幅度少于中西部二线。

   

  中长期来看,人口能否持续集聚、助推产业升级,将取决于后续产业政策和配套措施能否持续发力;中西部中心城市、部分东部二线城市,可以持续关注。东部地区中,长三角区域的南京、杭州等,向高端制造和现代化服务业的转型方向较为清晰、且具备一定的产业优势和转型基础。中西部地区中,武汉、西安、重庆等明确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针对性地加快重点制造业领域的转型升级、培育重点制造业产业集群,产业转型方向清晰、配套规划也较为完善。近年来,这类城市转型升级的效果已经有所反映,未来一段时间,人才集聚效应或将继续显现,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

  1) 近期,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人才引进政策,部分城市在原有政策基础上进一步放松落户限制。年初以来,已有超20城出台或升级人才政策,以各区域核心二线为主。

  2) 细究来看,不同类型城市人才政策存在明显差异,东部较中西部二线城市,人才要求更高。此外,东部二线人才引进方式以落户为主,中、西部往往辅以补贴等。

  3) 人才之“争”与政策差异背后,是地方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和分化。南京等东部二线,处于向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转型的后工业化阶段,亟需高层次创新型人才集聚。中西部核心二线在制造业领域延伸、升级,对中高端人才的需求巨大。

  4) 未来一段时间,人才能否持续集聚,将取决于产业政策和配套措施的合理搭配。南京等部分东部二线城市,以及武汉、西安等中西部中心城市,产业政策规划较为完备、转型方向也较为清晰,人才集聚效应或将继续显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推送内容节选自长江研究已发布报告,报告原文请见2019年4月1日发布的研究报告《人才之“争”下,城市增长新逻辑》】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长江宏观固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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