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吃多少西方的药，才能治好贸易战的痛

　　经过前段时间的大讨论，最终，家长们还是没能拗过熊孩子（市场）：央妈继续羞羞答答地放水，财爸也正在变得更加积极，三大姑六大姨们也开始嘘寒问暖，无微不至起来。上一秒还声色俱厉的家长们，一下子变得慈眉善目，他们是怎么了？是因为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还是因为村头恶霸美利坚给了神助攻？实际上，家长们所经历的要远远比看起来复杂的多，下面我就来给你梳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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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还要从贸易战开始说起。为什么在特朗普发起贸易战之后，全世界都在谴责他：倒行逆施？

　　这是因为，特朗普的所作所为，违背了所有人都信仰的两大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一个叫劳动分工原理，一个叫比较优势原理。劳动分工原理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1723年6月5日—1790年7月17日），在他的那本经济学圣经——《国富论》中提出来的，他认为：人类可以通过分工合作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

　　比如，一部苹果手机，就是由负责研发和设计的美国，负责生产制造的中国以及其他30多个国家，经过分工合作完成的。

　　为什么要这么分工呢？为什么不是中国负责研发，美国负责制造呢？看起来很简答的问题，但在200年前，可是个未解之谜。

　　第一个能把这个问题解释明白的叫大卫·李嘉图（1772年04月18日—1823年09月11日），他在劳动分工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

　　他认为：在一个社会里，只要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把他们有限的资源，只用来生产他们的机会成本比较低的那些产品，然后进行交换，整个社会的总价值就能够达到最大，每个个体也都能得到改善。

　　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就明白了，因为美国和中国资源禀赋、机会成本等比较优势的不同，这就决定美国应该专注于搞研发，中国应该专注于搞生产，而不是反过来。设想一下，如果你让科学家去工厂干活，让车间工人去实验室搞研发，会是怎样的情形？所以，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美国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充分的分工合作，才有了WTO，才有了生机勃勃的全球贸易，才有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是，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后，他不干了。他的理由是：中国这些国家通过贸易，窃取了美国的科学技术，抢走了他们的工作饭碗。很容易想明白一个道理是：美国人的制造产业和工作机会，从来不是被中国人“抢”过来的，这是大家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分工合作中自然形成的。很多人批评特朗普，缺乏基本的经济学常识。特朗普傲娇的表情里，却分明写着四个字：是，又怎样？你跟他谈自由贸易，他跟你谈美国吃亏；你跟他谈分工合作，他跟你谈加征关税……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老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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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需靠不住，那就扩大内需吧。在今年的423政治局会议上，“持续扩大内需”的目标被正式提出来。但现实的尴尬却是，每个家庭的“六个钱包”都已经被房子掏空，哪里还有什么消费能力？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也验证了这种尴尬：2018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9.4%，相比2017年全年还回落了0.8个百分点。三驾马车中，唯一可指望的只有投资了。而民间投资一直萎靡不振，又让大家只能把目光直勾勾地投向了政府。

　　于是，宏观经济之父凯恩斯，就这样被再次搬了出来。

　　凯恩斯成名于1929年美国大萧条之后。当时，美国经济每况愈下。对此，过往的经济学理论却都一筹莫展。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核心观点就是：需求不足，政府来买单。他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采取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直接干预经济。他的这个主张，不仅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复苏，还诞生了一个新的学科——宏观经济学。

　　凯恩斯的药方一出，各国政府一下子豁然开朗：原来，所谓的经济调控，一个永久的秘密就是——面干了加水，水多了加面。这里的“面”就是需求侧的投资、消费、出口；这里的“水”就是指货币。

　　中国曾经依靠凯恩斯主义，度过了前两次危机：一次是，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一次是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但，再好的灵丹妙药，一旦用多了，药效就会慢慢降低，凯恩斯的药方也不例外。就货币政策而言，过去十年的3次放水效果越来越差：2008年第一轮宽松，两个季度见效，GDP从6.4%反弹到12.2%，反弹5.8个百分点，持续4个季度；2011年第二轮宽松，5个季度见效，GDP从7.5%反弹到8.1%，反弹0.6个百分点，持续2个季度；2014年上一轮宽松，8个季度才见效，GDP只从6.7%反弹到6.9%，反弹0.2个百分点，持续2个季度。财政政策的边际效用也在递减：1998年东南亚危机汇总，中国采取的财政政策刺激，使得GDP增速在2003-2007的五年间保持了两位数增长；而2008年的4万亿刺激，却只是使得2010年的GDP增速跳升至10.6%，随后就跌入了个位区间。如今，又过了10年。继731会议提出“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后，各个地方政府纷纷发布雄心勃勃的基建计划，动辄就上万亿，加起来估计将近20万亿。而央妈对于流动性的描述也由“合理稳定”变成了“合理充裕”。 于是，新的问题又来了：这一次，“宽松货币+积极财政”的组合还能奏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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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个问题，凯恩斯是回答不了的。因为，在凯恩斯主义风靡全球，并让战后的欧美经济持续繁荣了30年后，从 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出现了新的经济危机——滞胀！所谓滞胀，就是指继续发行货币，物价不断上涨，而经济却不再上涨的现象。新问题的出现让凯恩斯主义备受质疑，同时也让其他两位经济学家脱颖而出。一位是哈耶克，他指出：经济衰退是一种健康的代谢现象，政府应当减少经济干预。另外一位是弗里德曼，他认为：政府一旦习惯了乱花钱，是绝对不会再过节衣缩食日子的。所以，他主张：小政府大社会，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自由选择。

　　特朗普的偶像里根，对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推崇备至。1980年，里根就任总统之后，他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著名的“里根经济学”，主要的经济政策就是：减少税收，放松管制。实际上，就是通过藏富于民的方式，让民间花钱，增加资金的使用效率。

　　另外，再加上“星球大战计划”等一系列政策之后，美国经济逐渐走出泥沼：通胀降低了，经济也开始了稳定增长。

　　反观中国的现状，里根经济学给我们的启发似乎是：在经济滞胀阶段，更应该做的是降费减税，放松管制，而不再是“大水漫灌”式的刺激。

　　实际上，大家对“里根经济学”也有很多争议。在里根执政的后几年中，美国经济出现了“三高”“三低”——高债务赤字、高外贸逆差、高失业率，人均GDP增速下降、制造业生产下降、经济竞争力下降。在之后老布什当政的4年里，美国经济进一步下滑，1991年更是出现了1.2%的负增长，创下了美国战后经济增长率最低纪录。1993年，克林顿就任总统后，又重新把凯恩斯老先生请了回来。他对凯恩斯经济学思想进行升级改造后，还兼收并蓄包括供应学派在内的其他观点，既反对完全自由放任的政府，又反对过度干预的政府，为美国创造了稳定增长的黄金八年。最值得称道的是，在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掀起了一股“新经济”浪潮，一大批效益远远超过了传统企业的高科技企业如苹果、英特尔、微软等，脱颖而出并高速增长。有人认为这并不完全是克林顿的功劳。因为，美国新经济的发展，源头上还是因为里根通过“星球大战计划”栽下的树，而克林顿不过是一个“乘凉”的后人。不论是谁的功劳，这都说明，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无比正确性——在任何时候，科技创新都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另外，这也间接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要精准打击“中国制造2025”，也能明白中国为什么这么重视“新经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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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梳理下来，你可能已经发现：这两年，我们几乎把美利坚曾经奏效的救世良方挨个体验了一遍：1、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刺激需求；2、马歇尔计划的一带一路；3、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4、里根的供给侧改革。5、克林顿的新经济计划；最近，还有人建议，中国应该尝试下中国版的“星球大战计划”。但是，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似乎还是日本的那一套最有效：靠房地产拉动经济。不过，日本的前车之鉴也是非常明显的：1990年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失去了20年。也正因如此，决策层对房地产的态度已经变成了“遏制房价上涨”。中国又站到了十字路口上，我们究竟还有多少药方？（感谢实习生丁一对本文的贡献）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投行大师兄）